早期生平
編輯
布哈林於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他的雙親都是教師。父親加夫里洛維奇·布哈林（1862年至1940年）為莫斯科大學數學教授。受到父親的影響，他對蝶類和鳥類研究非常熱衷。1893年，全家移居基希訥烏並居住四年，加夫里洛維奇在此擔任稅吏。此後，全家回到莫斯科，布哈林進入莫斯科第一中學讀書。
布哈林在中學的時候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革命抱有熱情。1906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在黨分裂之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1907年秋，他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經濟學院，並在讀書時結識了伊利亞·愛倫堡。他利用學生組織進行遊行示威，並與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維奇·索科利尼科夫在莫斯科組織了青年會議，該組織被認為是後來共青團的前身。直到1910年底黨的莫斯科組織遭到破壞。1911年，他遭逮捕並被學校開除，並被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克。不久逃脫，逃亡國外。[1]:編者說明—01在此期間，他與妻子娜捷施達·盧金娜結婚。
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結識弗拉基米爾·列寧。1912年底—1913年，布哈林住在維也納，以旁聽生身份在維也納大學主修經濟學。在這期間，他選修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歐根·博姆-巴維克和馮·維塞爾的課程，並積極撰寫文章批判他們的觀點。[1]:編者說明—01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對布哈林的觀點影響很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布哈林被奧匈帝國以涉嫌間諜為名逮捕並遣送至瑞士。1916年經法國到達英國，後前往瑞典。期間，布哈林對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看法，因而在1915—1916年完成了《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一書。該書由列寧撰序，他給予了高度評價。與此同時，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制度及其發展前途，布哈林撰寫了《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一文，文中提出必須敵視和炸毀資產階級國家。在當時，列寧有不同看法，認為「炸毀」國家屬於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但是分歧到1917年就不存在了，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等文中也使用了炸毀資產階級國家的提法。[1]:編者說明—01
1913年，布哈林幫助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史太林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6年，布哈林與托洛茨基、柯倫泰一起，在美國紐約創辦雜誌《新世界（英語：Novy Mir (1916 magazine)）》。[來源請求]
共產黨領袖
編輯
1917年，得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先後回國。在4月，布哈林借道日本橫濱回莫斯科，並於5月初抵達。抵達莫斯科後，布哈林在黨的莫斯科委員會、莫斯科以及蘇維埃都非常活躍，被選為莫斯科市議員。在黨的六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勝利後，任《真理報》主編，並在之後的十多年時間內一直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1]:編者說明—01他被列寧稱為「革命的金童」。
1918年，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翼共產主義者」派系反對列寧與德國簽訂割讓大量土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堅持要把蘇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進行到底。後曾多次公開承認錯誤。他主持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共產主義相關講座，盡力培養年青一代的共產主義研究者。1919年，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著《共產主義ABC》，闡述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後又獨立寫成《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文，這是對軍事共產主義體制所作的理論總結，並研究了一系列在過渡時期存在的經濟問題。[1]:編者說明—01-021919年3月，布哈林成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0年—1921年，布哈林成為「緩衝集團」的領導人，試圖在工會問題上調和托洛茨基和列寧的對立立場。
1921年春，蘇俄廢除餘糧收集制並改行糧食稅，實行新經濟政策。布哈林接受了這一政策，並開始闡述、研究新經濟政策。[1]:編者說明—2
1924年列寧死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史太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聯共產黨主要的六名領導人。布哈林成為蘇共總書記史太林的重要盟友，與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對抗。「一國社會主義」的構想便是由史太林提出並於翌年由布哈林闡述的理論。
隨着托洛茨基受到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孤立，在布哈林的支持下，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對派受到史太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攻擊並終徹底失勢。此後在1925年12月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又助史太林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將他們逐出黨中央。在1926年至1928年期間，布哈林在黨內取得極高的地位，與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成為右翼反對派的領袖。布哈林1926年起主持共產國際的工作，任政治書記處書記。1927年，布哈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1923—1927年期間，他竭盡全力，捍衛並發展了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主張繼續列寧逝世前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1]:編者說明—21928年6月18日，布哈林參加了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共產國際作了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布哈林在會上作了《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報告，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第三時期」又被稱為革命或戰爭時期，這一理論完全是以蘇俄的利益為導向制定的。當時史太林擔心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準備對蘇戰爭，因而共產國際就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反對對蘇進攻，並將進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各國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2]
失勢
編輯
1928年，蘇聯出現糧食收購危機。布哈林的主張同史太林發生了尖銳衝突，致使兩人之前的友好關係開始惡化，直至消失。布哈林反對把征糧的非常措施常態化，反對「貢款」理論，反對中止新經濟政策。[1]:編者說明—2布哈林堅持蘇聯應以發展農業為主，建設成一個農業國，發揮蘇聯的國際經濟比較優勢，大量出口農產品。他反對史太林的國家高速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主張。
1928年—1929年，他與李可夫等結成聯盟，提倡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實行農業集體化。1928年7月11日，布哈林提議與已經失勢的原反對派加米涅夫秘密會面，向他透露了黨內的事情，並表達了對他自己參與起草的7月全會決議的反對。該事件遭到泄露，1929年1月23日，加米涅夫寫給季諾維也夫的記錄被突然曝光，並被送至奧爾忠尼啟則主持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雖然奧爾忠尼啟則曾試圖使史太林和布哈林緩和關係，但是由於記錄中提及布哈林稱奧爾忠尼啟則說史太林的壞話而使得奧爾忠尼啟則改變了原有的態度。加米涅夫也以書面形式作證，對布哈林極為不利。布哈林才意識到自己陷入了圈套。[3]該事件中，加米涅夫的記錄顯示稱「雅戈達和特里利塞爾是我們的人」，導致特里利塞爾和雅戈達也受到牽連，被要求向史太林和奧爾忠尼啟則做出解釋。[3]:22
1929年1月30日，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史太林嚴厲地批判了布哈林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稱其為「右傾投降主義，支持不清洗城市和鄉村的資產階級分子，任由其自由發展」。[3]史太林說：「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的路線，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衊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後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用任何外交辭令，用任何關於只有一條路線的狡猾聲明等等都掩蓋不了的事實。」[來源請求]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以書面形式提交了申訴，引用了列寧遺囑，提及了「不受約束的權力」，2月9日，奧爾忠尼啟則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對布哈林與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會面而沒有報告進行了公開譴責。4月16日，召開為期一周的第二次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18日，面對強烈的指責和詰問，布哈林對史太林的農民政策做出反擊，堅持認為「富農家庭的數量很少」、「我們可以允許個體農業發展而不用擔心富農」。史太林沒有立即做出回復，直到22日夜間會議，史太林表示「友誼歸友誼，但是為國家奉獻就是奉獻」，「我們都是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而如果工人階級的利益與個人友誼的利益不一致時，那麼就打倒這個人友誼」。史太林再次指責布哈林沒有看到新經濟政策的兩面性，即防禦和進攻，他認為「資產階級的前進，就是我們的失敗」，「農民是最後的資產階級」，就列寧遺囑，史太林表示自己曾經多次請求辭職，而正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拒絕了他的請求，並宣讀了列寧遺囑中對布哈林不利的內容「一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一個我們黨內很難稱之為或有很大疑惑才能稱之為的具有充分的馬克思主義視野的理論家」。[3]7月3日，共產國際召開第十次擴大全會，72名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總書記奧托·威廉莫維奇·庫西寧發表講演，而身為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並未出席。7月19日全會最後一天，布哈林在共産國際的職位被莫洛托夫代替。克拉拉·蔡特金在私下對一個瑞士同志說「共產國際已經從一個活着的政治體變為了一個死去的機構，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羅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種語言將這些指令反芻」[3]:20。11月又被解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真理報》主編職務。
1930年，布哈林因患上肺炎在克里米亞療養，結識了16歲的安娜·拉林娜。6月至7月召開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被再次選入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李可夫進入中央政治局[3]:45-46。10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布哈林再次與史太林爆發衝突，憤然離席而去。
1931年，布哈林任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管理局局長。1932年11月12日，據塔斯社報道，布哈林在新聖女公墓出席了史太林妻子娜傑日達·謝爾蓋耶夫娜·阿利盧耶娃的葬禮並致悼詞。1934年1月布哈林出席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並發表講話，就右傾稱「我們的集團無可挽回地成為一切反對社會主義攻勢的焦點，並且主要成為了受社會主義攻勢威脅最大的富農及支持他們的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的焦點」，這加重了「不適時外國干涉」的危險。他讚揚了大會的計劃，並戲稱「希特拉想把我們趕到西伯利亞，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想把我們趕離西伯利亞，所以我們全國1.6億人只能定居於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高爐里了」。任《消息報》主編。[4][1]:編者說明—2
1934年12月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和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暗殺，史太林藉此機會，開始了大清洗運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後被捕，並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被判處死刑。布哈林預感到自己即將被捕，他寫了一封致未來黨的代表大會的信《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一封信》，[5]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誦下來，然後把信燒掉。[1]:537在信中，布哈林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辯白，呼籲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
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黨員變為叛徒、恐怖分子、暗殺分子、間諜。如果史太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麼這些機構也會立即找出證據來。
烏雲籠罩在黨的頭上。我的毫無罪惡的頭，將會株連幾千名無辜的人，因為要製造一個組織——布哈林的組織。而這個組織不但在今天，在我和黨七年來沒有任何分歧的情況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傾反對派時代，也從未有過。關於柳京和烏格拉諾夫的秘密組織，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開地說出了我們的觀點。
我從18歲起就在黨內，我生活的目的，始終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一個神聖的名字命名的報紙《真理報》，這幾天卻刊登了卑鄙無恥的謊言，說什麼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圖消滅十月革命的成果，復辟資本主義。這是聞所未聞的無恥謊言。這個謊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對人民不負責的程度，只能和下面這樣的謊言劃等號，就是：現在發現，尼古拉.羅曼諾夫（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輩子都反對資本主義、君主制度，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
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過錯誤，我希望後代對我的批評不要嚴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我們是第一次走向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在人們未曾走過的道路上。那個時代不一樣，風尚也不同。那時《真理報》上辟有辯論專欄，大家在爭論，尋找途徑，爭論後有和好，繼續共同前進。
我向未來一代黨的領導者們呼籲！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是把駭人聽聞的各種罪行的一團亂麻解開，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這團亂麻越來越擴大，像火焰一樣越燃燒越厲害，勒得我們黨喘不過氣來。
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後幾天裏，我堅信，經過歷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污穢衝掉。我從來沒有當過叛徒，如果是為了列寧的生命，我會毫不動搖地獻出自己的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沒有做過什麼反對史太林的事情。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黨的領導人，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布我無罪和恢復我的黨籍。
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進軍勝利進軍的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6]
”
特別審判
編輯
1937年3月受託洛茨基案牽連，布哈林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捕入獄並被開除出蘇聯共產黨。獄中布哈林寫作了《辯證法概論》《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還寫了自傳體長篇小說《時代》。[1]:編者說明—21938年3月，蘇聯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案」進行公開審訊。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會革命黨人范妮·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布哈林「承認」了這些罪行。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瓦西里·烏爾里希以「叛國罪」判處布哈林等被告死刑。在此間布哈林反覆寫信給史太林求饒。莫斯科審判過程中，西方媒體始終懷疑被告遭刑訊逼供或藥物控制，布哈林為此專門在法庭上聲明，那些所謂刑訊和藥物麻痹的說法純粹是異想天開的反動言論。今天的解密檔案顯示，如果布哈林不招供，他20多歲的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兒子會立即沒命。
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在獄中開始寫作《歲月》一書，這是他的絕筆，直至臨刑前中斷，歷時4個月，共約30萬字。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同李可夫等人在托木斯克被秘密槍決。[1]:編者說明—2根據史太林情婦薇拉·達維多娃的回憶錄《我和史太林》中的說法，史太林的私人秘書波斯克廖貝舍夫曾向達維多娃透露稱，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被處決前滿口咒罵着史太林。而且他們是站着死去的，倒下去之後沒有在地上爬，也沒有求饒過。
布哈林死後，妻子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教營，兒子被送入孤兒院。直到1956年妻子出獄，布哈林的兒子也第一次從母子相聚中得知自己的父親真實身份。
平反昭雪
編輯
戈巴卓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重審歷史案件，該委員會於1988年起由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擔任主席。蘇聯最高法院在1988年2月4日正式宣布為1938年3月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平反，撤消當年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羅森戈爾茨等二十人的判決，認為「這些人的行為沒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7]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恢復布哈林的黨籍。1988年10月20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決定恢復蘇共前領導人布哈林的科學院院士稱號，並撤銷了1937年5月21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將布哈林開除科學院的決定。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講話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特別讚許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50年之後的今天，戈巴卓夫像布哈林期待的那樣，為他解開了史太林系下的"可怕的罪行之結"。
布哈林長期以來被看作「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戈巴卓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直到蘇聯最高法院都為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了，蘇共才公開承認史太林殺錯了他們。[8]